藤椅下面已经积了厚厚一层落叶了。阿黄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只是每次看到叶子落下来，它就觉得该把它们收拢到老李待过最多的地方。好像这样，老李坐着的时候，脚下就不会那么冷了。
老李最近很少出门了。他的咳嗽声从夜里蔓延到了白天，像一台生了锈的旧风箱，每拉动一下都带着撕裂般的杂音。药片吃得越来越多，那个藏在窗台缝隙里的小纸包，老李偶尔会在深夜偷偷取出来，倒出几粒颜色更深、形状更不规则的药丸吞下去。阿黄每次闻到那股更刺鼻的苦味，浑身的毛都会不自觉地炸起来。它知道，老李在用它自己的方式，和什么东西做着最后的对抗。
这天上午，邮递员骑着绿色的自行车停在院门外，喊了一声：“李大爷，挂号信！”
老李正靠在藤椅上歇着，闻声费力地撑起身子。阿黄抢先一步窜到院门口，冲着邮递员摇了摇尾巴——它认识这个人，每个月都会来，有时候带来几封信，有时候带来一张薄薄的汇款单。老李总会摸摸它的头，说一句：“又是组织上给的救济。”
邮递员是个年轻小伙子，脸冻得通红，搓着手把一封厚厚的信递进来：“李大爷，签字。”
老李颤巍巍地接过信，看了看信封，手微微抖了一下。阿黄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细节——信封上的字迹很娟秀，是女人的笔迹，但很陌生。老李很少收到私人信件，除了每年清明前后，会有一封落款是“老战友王”的信，里面总夹着一张十块钱的汇款单。
老李签了字，把信捏在手里，没有拆。他慢慢走回藤椅，坐下，把信放在膝盖上，低头看着，像是在看一件易碎的瓷器。
阿黄蹲在他脚边，歪着头看他。老李的神情很奇怪，既不是收到好消息的喜悦，也不是看到账单时的愁苦，而是一种……很遥远的、带着点恍惚的平静。像是一个人站在河边，看着对岸的灯火，知道自己过不去，但也不觉得遗憾。
“阿黄，”老李忽然开口，声音轻得像是要散在风里，“是她闺女写来的。”
阿黄不知道"她"是谁，但它知道老李说的是照片里那个扎麻花辫的女人——老李的妻子，他口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