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走了快二十年了。"老李喃喃地说，手指轻轻摩挲着信封，"她闺女……我都没见过。她跟前夫生的，随她爸姓，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联系过。我以为这辈子都不会有了。"
阿黄把脑袋搁在老李的膝盖上，挨着那封信。信纸很厚，隔着牛皮信封能摸到里面不止一张纸。老李没有拆，只是把信贴在胸口，闭上了眼睛。
风又起了，卷着几片枯叶打在窗棂上。老李就这样坐了很久，久到阿黄以为他又睡着了。但当他再次睁开眼时，阿黄的瞳孔里映出了他眼角反光的一点湿润。
"阿黄，你说……我该不该拆？"
阿黄不会回答。它只会用温热的舌头舔了舔老李放在膝盖上的手背。老李笑了笑，那笑容很淡，像秋末最后一层薄霜，太阳一出来就没了。
他最终还是拆开了信。
信很长，写了好几页。老李看得很慢，一行一行地读，读到中间的时候，他的手停住了，盯着某一行看了很久。阿黄凑过去嗅了嗅信纸，上面有一种淡淡的香水味，和老李身上的烟草味截然不同，是一种年轻的、陌生的气息。
老李读完信，把信纸折好，重新装回信封。他没有像往常看照片那样反复摩挲，而是直接把信塞进了大衣内侧的口袋里，贴着胸口放着。
"她说，想来看看我。"老李的声音很低，像是在跟自己说，"明年春天，开春以后。"
阿黄不知道"明年春天"意味着什么。它只知道老李说这句话的时候，手在大衣口袋上按了按，像是怕信飞走一样。
接下来的几天，老李的精神似乎好了一些。虽然咳嗽没有减轻，但他开始主动收拾屋子了——把柜子里的旧衣服翻出来叠好，把桌上的药盒码整齐，甚至把阿黄的狗窝也重新铺了一遍干草。他做这些事的时候，动作很慢，但很认真，像是在准备迎接一位重要的客人。
阿黄跟在他身后，看他忙前忙后，心里有一种说不清的踏实感。它觉得老李又在"等"什么人了，而它知道，只要老李在等，他就会好好地活下去。
十一月中旬的一天傍晚，老李又犯病了。这一次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凶，他从藤椅上滑下来，蜷缩在地上，咳得撕心裂肺，脸涨成了紫红色。阿黄急疯了，围着他又跳又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