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底，石榴树发芽了。枝条上先冒出一点点绿，然后几天功夫就铺开了叶子。赵苓蹲在树根旁边看了很久，伸手碰了一下新叶子的边缘。她说比去年早。沈远说冬天短了，她没接话。
清明节前一天，赵老太太又来了。拄着拐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站在院门口，没有进来。她看着石榴树，新叶子在风里抖，绿得发亮，光照在叶子上像是刚从土里长出来的春天。我走到院门口，她看了我一眼，目光从我的头发移到我的脸上，像是在确认我是不是还和上次见她的时候一样。
“明天清明。”她说。
“知道。”
“你外婆的坟，你去过吗？”
“去过。”
“今年该去，跟她把路走完的事说说。她生前一直在等，现在她不用等了，但你该告诉她一声，让她安心。”
我站在门口，看着赵老太太。她说完就走了，拐杖点在青砖上，笃笃笃，声音远。赵苓从灶房出来，站在我旁边。“明天去坟上？”
“去。”赵苓转身回灶房了，没有说别的。
夜里，我坐在长椅上。五盏灯还亮着，火苗在灯芯上竖直地立着。它们在桌上排成一排，像是一条停下来的路正在用自己的方式提醒我——该说的已经说完了，该等的也等到了。我伸手碰了一下灯身，五盏灯都是温的。
清明那天，天晴。赵苓一大早就起来了，在灶房里忙活。等我起来的时候，桌上已经摆好了东西。一碗青团，三个，用艾草汁揉的面，蒸得发亮。一盘煮好的鸡蛋，壳是白的，烫手。一卷黄纸，一捆香。还有一瓶酒，玻璃瓶，盖子拧紧了，里面装着琥珀色的液体。
“带上。”赵苓说，“你外婆喜欢喝这个。以前每年清明，她都让我奶奶带一瓶。”
我接过来，酒瓶沉甸甸的。我走到堂屋门口，沈远从里屋出来，手里拿着那本《沈门记事》，翻到某一页，递给我看——上面写着：“清明，祭。酒三杯，香三炷，灯一盏。”我把书合上，还给他，端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