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那以后，他继续收集自愿捐献者的标本。每一个捐献者在生前都由他亲自谈话，签过一式两份的捐献书，一份交给家属，一份由他锁进那个抽屉。他从不主动询问任何人关于捐献的事，只在病人确认无法救治之后、家属哭够了、安静下来了，才轻轻问一句——“如果你们愿意，他的身体可以帮到以后得同样病的人。”大多数家属会拒绝，他从不勉强。但有少数人说好。那些标本上的每一个名字他都能背出来，包括他们的职业、病因、手术日期，以及他们家属最后一次来诊所时留下的话。
长生是唯一知道这个秘密的帮手。这条白蛇跟着他很多年了，每次他在地下室做研究，长生就盘在标本架旁边的横梁上，偶尔在他缝合标本时递一下镊子，偶尔在他写记录时用尾巴尖帮他压住纸角。有一回，白术在解剖一例罕见的肝脏血管瘤时遇到瓶颈，连续好几天没进展，伏在解剖台边小憩片刻。长生从梁上爬下来，用尾巴翻动他手边的旧记录，对着其中一页极快地吐了吐信子。白术看完那页重新调整刀口方向，果然在最刁钻的血管分叉处找到了新的剥离路径。长生对此只评价了一句——“你们人类的身体，真复杂。”
变故发生在一个极寻常的深夜。一个醉汉在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