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相被我任命为全军督练官，将五千精兵扩编至六千人。
分为前后左右中五营，每营一千二百人，全部配备新式毛瑟步枪与小钢炮。
讲武堂再次扩建，容纳五百名学员同步受训。
我亲自定下规矩：凡入讲武堂者，既要学战术射击，也要学忠君爱国、护境安民的道理，绝不能培养出只为私利的兵痞。
张作相治军严苛，每日天不亮就拉着队伍在雪地里操练，骑兵奔袭、洋枪射击、战壕防御，样样练得炉火纯青，六千人的队伍，成了一支真正能打硬仗的铁军。
民生方面，我下令减免辽西四府百姓三成赋税，将孙烈臣经营商铺所得的银两，抽出一半用于修缮道路、开凿水井、开办义学。
对于战乱中流离失所的百姓，我划拨粮食与田地，让他们安居乐业。
短短数月，辽西四府的百姓对我感恩戴德，家家户户都供着“张统领保境安民”的牌位，民心之稳固，远超东三省其他地界。
吏治上，我雷厉风行，罢免了新民、广宁、盘山、彰武四府的七名贪官污吏。
将这些人贪墨的银两全部充作军饷与赈济款，同时任用我亲信麾下的贤能之人，或是当地口碑极佳的乡绅士子。
一时间，辽西官场风气焕然一新，再无欺压百姓、贪赃枉法之事。
期间，斋藤太郎再次亲自登门，强硬要求我配合日本清查反日义士。
甚至拿出日本军部的命令，威胁我若是不从，便撤销对我的所有支持。
我依旧虚与委蛇，表面答应，暗中却提前给辽西境内的反日义士通风报信，让他们连夜转移。
还派汤玉麟暗中护送他们离开辽西，前往吉林境内。
日本鬼子折腾了半个月，连一个义士都没抓到，斋藤太郎气急败坏，却又抓不到我的把柄，只能悻悻离去。
老家传来姥姥过世的消息时，我正在辽河滩上检阅队伍。
亲兵低声禀报，我只是沉默片刻，摆了摆手道：“知道了，拨五百两银子，让老家的亲族代为料理后事，我这边军务繁忙，无法抽身。”
并非我不孝，而是穿越而来的我，与原生家庭的羁绊本就淡薄。
前世的张作霖早已尽过孝道，如今我身处乱世。
身系六千人的性命与辽西百姓的安危，岂能因一己私情擅离职守？孝字藏于心即可，不必困于形。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正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