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算可以基于双方认可的数据监测方式。”贝西克早有准备，“例如，可以约定，在图书出版后特定时间段内（比如一年），以我自媒体核心平台（如公众号、知识星球）的新增付费用户数、付费课程销售额、或与我本人强相关的衍生品销售收入等指标作为参照。当图书销量超过基础门槛（比如5万册）后，每多销售一定数量（比如5000册），我可以从超出部分的版税中，额外获得一个固定比例的分成，或者，从因本书引流带来的、我其他渠道的新增收入中，分出一个更低的比例给出版社。具体比例和核算方式可以协商。”
他停顿了一下，继续阐述其逻辑：“这本质上是将出版合作从单一的‘产品销售分润’模式，升级为一定程度的‘价值共创与共享’模式。出版社通过图书销售获得了传统收益。而如果书卖得好，证明其内容和理念有市场，必然能为我个人品牌和其他产品引流。出版社若能分享这部分延伸价值，就有更强动力，不仅卖书，也愿意在其宣传资源中，适当引导读者关注我的个人品牌和其他产品，形成良性互动。反之，如果书卖得一般，这个条款自动失效，出版社也没有损失。这是一个基于增量价值的对赌式分成，能将双方利益更深度地绑定。”
林女士听得有些发懵。她在出版行业多年，见过各种作者，有要求高版税的，有要求高预付的，有对营销资源斤斤计较的，但提出要将版税与作者个人其他收入挂钩的，贝西克是第一个。这完全打破了传统出版的收益模型。
“贝老师……这个想法……很新颖。”林女士斟酌着用词，“但操作起来非常复杂。首先，您其他渠道的收入数据，如何确认真实、透明？我们不可能去审计您的个人账户。其次，如何准确界定哪些新增收入是‘由本书引流带来的’？这中间的归因非常困难。最后，这种模式……社里恐怕很难通过，没有先例，财务和法务部门都会有很大疑虑。”
“数据真实性问题，可以约定由我方定期提供经第三方工具（如后台数据截图、有公信力的平台报表）统计的核心指标数据，并接受贵社在有合理怀疑情况下的有限核查权限。我们可以在合同中明确数据范围和提供形式。”贝西克显然考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