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泽的奏疏通过，诸大绶捏著鼻子，亲自去翰林院说服了翰林们。
这也是多亏了诸大绶担任翰林学士多年，在翰林院内声望很高，又连消带打，承诺给翰林院更多的课题和经费，这才没让翰林院闹起来。
这次的奏疏，苏泽得了面子，引入了更多的讲官，减少了小皇帝「独宠」的压力。
小皇帝得了里子，从原来枯燥乏味的经筵教学中解放出来，可以接触更多有趣的课程。
翰林院也没亏，好歹改善了整体的经济状况，让那些皓首穷经的老翰林改善了生活质量，能做一些自己想要做的课题。
当然，这其中还有一个人收获了更多。
这个人就是张居正。
张府，书房。
从次辅的位置上退下来之后，张居正也思考了很多。
他向儿子坦诚了要继续官场监督改革的事情，但他说的也只是一个大体的思路。
对官员监督这件事，中华文明很早就有这个意识了。
历朝历代，朝廷都会设置各种监察的职位，可最终的成效嘛，那就一言难尽了。
历代监察，无非是设官以监官。
汉置刺史，本为巡行郡国，察举非法，至唐分设观察使、节度使，本意亦是督察，然不久便统揽军政，反成割据之源。
宋明以降，监司、巡按、按察使相继而出，初时皆风宪凛然，弹劾不避权贵，可一旦久任或兼理民事，便与地方主官渐趋同质，要么彼此勾连，要么互争权柄，最终仍是回到「以官监官，官官相护」的老路。
太祖朱元璋设都察院、六科给事中，本意是以小制大、以内御外，可时日一长，科道亦难免陷入党争私利，纠劾往往沦为攻讦异己的工具。
道德劝诫、风闻奏事，若无私法细则与刚性考成相随，终是隔靴搔痒。
反过来说，如果真的有效果，也不会设置这么多的监察岗位了。
所以张居正要走一条新路。
这一次，张居正原本不必开口。
苏泽此疏触动翰林根本利益，必遭强烈反对。
但就在诸大绶拍案而起时，张居正忽然意识到，这是一个试验的机会。
他手中并无都察院的纠弹之权，也无吏部的考功之柄。
但他有户部，因此对「钱」的流向有了部分掌控。
结果比他预想的更顺畅。
当他拿出实学经费的薄册，提到「户部审计各项经费时，自当从严核验」时，诸大绶的态度明显软化了。高拱顺势拍板，一场可能的僵局就此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