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惊讶的看着她，断断续续地说：“教授…这不是您在会议上提过的那个暖暗物质参数化近似吗？可是，那时候不是还没完全定稿吗？”
她笑了笑，眼神笃定，“可是宝贝，研究从来不会等所有人都准备好。Artemis，你是第一个可以在论文里使用它的人。而且…”
她走到我身边，给我递上一杯炭焙乌龙，“你知道的，我数学不太好，所以，我希望你可以，帮我算出它的确切值，把它变得更完善。”
我攥紧手里的笔，忽然觉得眼睛发酸。她没有嫌弃我的手忙脚乱，反而把自己最前沿的成果推到我面前。甚至…邀请我一起完善这个里程碑一样的新模型。
“谢谢您，教授。”我点头，低声但坚定地说，“我会努力的…”
她只是摆摆手，把记号笔插回笔筒，“别谢我，等你答辩的时候，带着这条曲线站上去就好。”
然而，学术上的突破，并没有弥合我和Samuel之间的裂痕。
从一开始，我们的争执只是关于模型的不同。我认为中子星冷却必须考虑暗物质，他却坚持在行星轨道的长期稳定性里，暗物质几乎没有可观测的效应。
“那是你想看见的结果，不代表它存在。”
“那是你懒得考虑的不确定性，不代表它不存在。”
一句接一句，我们把彼此逼到角落。
后来，争吵变成沉默。冷战像一层厚冰，覆在我们之间。实验室里，他和我说话只剩下必要的学术交流；生活里，除了“早上好”“再见”，再没有别的。
我甚至开始刻意躲着他。周末不再去他家，要么在实验室加班，要么回自己家补觉。我们在走廊擦肩而过时，谁都没有停下脚步。
可每当夜深人静，桌上的公式让我头晕眼花时，我又会下意识地想起：以前，这些时候，他会端来一杯热可可和一个Berliner，轻声对我说，“亲爱的，休息一下”。
如今，桌上只有冷掉的咖啡，和塞满了烟蒂的烟灰缸。我忽然想…不知道Wilbur现在，减肥成功了没有。
圣诞节前夕，窗外已经飘起了第一场雪。
我几乎半个月没和Samuel讲过一句完整的话，12月20号，我终于完成了毕业论文的第一阶段，Iseylia只是指出了几个细节上的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