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满仓的声音陡然变得严厉，“银行去年给的贷款，是让你们保生产、促转型的，不是让你们继续养闲人、拖包袱的！你看看报表，看看账本！如果人员包袱不卸掉，企业效益上不来，下一步银行抽贷怎么办？平安高粱红酒厂撤资怎么办？到时候，这三千多号人连同他们的家属，吃饭问题谁来解决？你钟建能负责吗？！”
梁满仓的语气越说语气越重，手指敲着桌面：“市委于伟正书记对曹河酒厂的改革高度关注，亲自牵线搭桥引进了平安的合作。如果因为我们工作不力，导致改革失败，合作破裂，这个责任，谁担得起？你钟建担得起，还是县委政府担得起？！”
钟建脸色煞白，再也说不出话。
这时，我轻轻咳嗽一声，接过话头。梁满仓也适时地收住了话，端起茶杯，但脸上的余怒未消。
“同志们啊，”我的声音平和，却带着一种定调的力量，“刚才梁县长语气很重，话也说得很重。为什么会这样？我希望在座的各位，特别是酒厂管委会的同志们，都能静下心来，认真地想一想，深刻地反思一下。”
我环视一圈，看到所有人都抬起了头，包括那几个一直努力降低存在感的副厂长。“原因其实并不复杂啊。我看啊，根子在于，我们有些同志，脑子里‘算计’多了点，‘计算’少了点。”
我特意放慢语速，让这两个发音相近的词显得区别分明。“‘算计’什么？算计个人的得失，算计小团体的利益，算计怎么不得罪人，算计怎么把矛盾往后拖。‘计算’什么？计算企业的生死，计算全县的大局，计算这三千多工人和他们的家庭未来的活路，计算我们曹河县工业发展的出路在哪里！”
“大家掰着手指头算一算，”我伸出三根手指，“棉纺厂，已经躺在那里了，欠银行多少钱？酒厂，去年又亏了多少？银行还能支撑你们几年？县财政又能补贴你们几年？企业办社会，办学校、办医院、管后勤，这些投入大、产出低甚至没产出的事情，在计划经济时期，是贡献，是担当。但现在市场经济了，企业要自己到市场里找饭吃，背着这么沉重的社会包袱，怎么去跟别人竞争？全国多少国企，都在搞主辅分离，剥离办社会职能，这是大势所趋，是不得不走的路！我们曹河，已经比别人慢了几步了！”
梁满仓点了点头，说道：“书记几句话，就把背景给大家讲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