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清末的情况其实也很相似。清政府推行清末新政的方向也是要改革、要立宪，但人民已经不再信任清政府了。中国的革命者们很明智地把握到了这一微妙的情况。因此同盟会的纲领首先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矛头直指满清异族统治的非法性，然后才说“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仅仅是捎带着介绍一下自己的政纲。
而章太炎说得就更老实了：“逆胡膻虏，非我族类。不能变法当革，能变法亦当革。不能救民当革，能救民亦当革!”
也就是说，革命与否，不是为了要不要变法，也不是为了要不要救民，而就是要干掉你。干掉你的理由是什么?就是因为你是异族，你没合法性!这个逻辑，按今天的理性思维来看，其实是说不通的。民主共和的基础就是人人平等，为什么一个满族人就不能当中国的领袖?然而，当时革命党的这一套还真就行通了。为什么?是因为满清像幕府一样，错过了改革的最后机会(从同治中兴到八国联军侵华约40年时间)，越过了矛盾加剧和丧失合法性的临界点，从而导致局面不可收拾，再怎么改革也没用了。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德川幕府和清政府的悲剧告诉人们，改革是有时间窗口的，不是什么时候改革都有可能成功的!一旦社会矛盾与合法性危机的积累越过临界点，不管这时候政府还貌似多么强大，实际上都是气数已尽了。因此，我们“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