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臣以谓陛下未有忧惧之诚耳。往者宝元、庆历之间，西羌作难，陛下昼不安坐，夜不安席。当此之时，天下皆谓陛下忧惧小心如周文王。然而，自西方解兵，陛下弃置忧惧之心而不复思者，二十年矣……”
与兄长苏轼的制策不同，苏辙的制策令人看了是倒吸一口凉气。
不过这等犀利的辞锋倒也是令人浑身一震，看得后背湿出一身冷汗。
如今苏轼，苏辙开写后，章越仍未动笔，此番御试他倒真落在最后一个了。
章越不同于苏轼，苏辙，他构思起五百字的阁试可以轻巧作答，但三千字的御试，他要先想自己策问的题眼在哪。
在他看来古往今来最好的制科策对，即是董仲舒给汉武帝献上的天人三策。
这篇策问他反复读了好几次。
当时汉武帝也是如今日宋仁宗般诚恳求教，向董仲舒言，朕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
章越想到，咱大宋落到现在这个地步，是皇帝的问题么？
不是，退一步说来帝王将相并不是历史决定因素，更深一步是制度问题么？似近了一步。
然而制度更深一步，是这个国家的科学，技术，文化所决定。
君王的德与不德，官家又多纳了几个妃子，又建了几个宫殿，是儒家献策思路。
钱不够让皇帝自己多节约。兵不能打，让皇帝谨慎择将，官场吏治败坏，选一个贤人当宰相。
如此策论自也一等是论调，不可贸然否定。
比起片面地指责制度，不去探讨制度背后俗成的原因，容易纸上谈兵。
故而还是从最上位者德行来讨论，这是最不容易错的方法。
所以为何董仲舒的天人三策能得到赞赏。
因为他的制策并非是应对权变之策，而是上总结历史教训，下能解决当前汉朝面临的问题。
但如今官家亲策，令章越走到如当初董仲舒一般的位置，他到底该说什么呢？
章越此刻已想清楚题眼，最后一个动笔。
臣谨对曰。
陛下于庭策问于臣，求直谏献策，此非臣之愚钝所能明也。臣寒窗十年，谨案史书古今循环之治乱，浮潜人事之代谢，探讨三代以降之制度，观天命之所归，民心早有背向所附。
观天之道，执天之行，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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