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人民的时候，何锐的看法极端务实。人民有没有接受教育，人民在青年时代完成教育后有没有获得就业机会，在工作后有没有继续接受成人教育。再加上医保与社保，以及让人民有更深刻参与到社会化大生产的机会。
在何锐看来，人民必须接受过“国家是处于优势阶级的统治工具”，“法律是实现阶级统治的工具”，“中国决不能阶级固化”在内的政治经济教育。之后，人民就要通过劳动来获得自身的发展。国家要提供的是托底的保障，而不是满足情绪的福利。
如此超级务实的态度，在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现在还算可以，因为付出的确得到了回报。但是李润石认为这种态度过于务实，理想性不足，没办法给人民指出未来的方向。
在与何锐的交心中，李润石发现了何锐的另外一种傲慢。何锐很清楚现行政策的问题，但何锐坚持认为自己完全有能力完成全球解放，建起一个公平的国际秩序。到了这个阶段，中国就可以从优先考虑效率的阶段转向优先考虑公平，确定中国意识形态理想的新阶段。
李润石确信自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何锐的态度明显有种主观期待凌驾客观现实的嫌疑，即便李润石非常欣赏何锐对于政治经济的深刻认知，认同何锐的看法没有错。但是这种态度在李润石看来依旧过于傲慢。
不过这种自己并没有意识到的傲慢也未必全是坏事，至少何锐在面对原则问题的时候不会退让。既然何锐的目标是让中国人民过上现代工业化的生活，那么何锐就不可能让人民放弃读书，而提前去工作。
事情与李润石想的差不多。何锐听完了报告，就立刻给总理吴有平打电话。很快，吴有平就到了何锐这边，听完了何锐的问题后，吴有平只是愣了一下，就用何锐这边的电话请经济部长到这里来。
经济部长听了此事，神色有些许变化，他解释道：“主席，现阶段劳动力匮乏的问题很严重。而且征兵中征召的都是优秀青年，劳动力效率也是很大问题。”
何锐问道：“提升劳动力效率的手段不该是教育么？国内并没有进行总动员，难道经济运行非得依靠童工？普通民众连学习的机会都要被剥夺么？”
经济部长一时无语。而何锐继续说道：“我非常认同李润石同志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