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不少党内领导干部还觉得“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就是共产主义实现的标准。
在1945年的当下，即便中国正在进行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其投放能力已经将数百万军队投放到北美，并且武装了数百万世界人民解放军，在欧洲作战。而中国国内大城市的基础建设标准已经是楼房带电梯，楼下挖了地下停车场。城市内有地铁，地下隧道，高架桥。如果假设每一家都有汽车的话，非得有这样的花费巨大的基础建设才能满足汽车的行驶与停放。
何锐生前说过，如果是基础建设不够，以后的道路就会变成世界上最大的停车场。
以前李润石没见过一座城市内有几十万辆私家车的世界，最近一年他终于生活在这样的城市里，立刻发现何锐所说的果然是真的。民众为了上下车方便，是真的将汽车停在道路边。
有了汽车代步，居然忍受不了那么几步路。这种“惰性”曾经让李润石感到非常失望。直到出行都让司机负责开车与停车的李润石学了开车，亲自驾车上下班后，他才切实的发现“惰性”远比他所想的要顽固的多。当每天都要从停车场步行十几分钟到办公楼，再从办公楼步行十几分钟到停车场。坚持一个多月后，李润石自己也有些扛不住了。
当汽车变成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炫耀财富的工具。李润石最初没办法立刻理解基洛夫的问题。
所以花了十几秒考虑以及在心里组织语言，李润石才答道：“制定这个标准的目的是满足人民的日常需求，是为了减少出行的负担。如果基洛夫委员所说的是提升人民的消费能力，那就不是标准，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就得从中国从1927年后通过分期贷款普及自行车使用范围开始谈。”
基洛夫对中国经济发展非常有兴趣，他跟进了问题，“如果中国不是用标准的方式推进生产力，那么中国的五年计划以及社会发展纲要是用什么模式制定？”
李润石听到这里，倒是对基洛夫的认识水平有了很大兴趣。苏联的经济模式倒是真的有“计划”，从工资标准到社会福利，苏联认真的制定了一系列标准。尤其是在得到了中国的电子管计算机之后，苏联在制定标准方面有了更加充分的计算，看上去更科学了一些。
不过李润石用“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