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想从政治上问，你认为应该从平等的角度对婚姻法进行调整，还是该用对等的角度调整婚姻法？”何锐问道。
李润石第一冲动是想回答“从平等的角度”，但是他习惯了与何锐的交流，就不得不从“对等”的角度看问题。思考片刻，李润石觉得心烦意乱，干脆撂了挑子，“请主席分析一下。”
“如果从平等的角度，结婚后离婚，财产完全对半分。收入高的要向收入低的提供婚后赡养。”
听何锐说到这里，李润石发现自己看过类似的提案。政府这种组织是没人愿意跳出来鲜明表达态度的，所以没人对这个做评价。但李润石很清楚，这做法的确平等了，但是何锐说过很多次，最平等的政策必然会导致最不公正的结果。
如果是平等模式，骗婚这种事情一旦出现，就会导致法律必须保护的不公正结果。
“主席，如果是对等呢？”李润石问。
“对等的话，就从结婚的时间长短，以及婚后是否有孩子，来决定财产分割的比例。”何锐给了解释。
李润石听完后立刻感受到，公正本身又会带来不公平。这种左右为难的状态，就会让必须管理社会的政府机构处于非常为难的状态。
在共产主义传入中国之前，李润石曾经认同过无政府主义。所以对这种思辨非常了解。他很清楚，公平与公正两者只能二选一，太多破事并非是因为恶意造成，而是政府方面真心想两者兼具而导致的结果。
但政府在社会运行中的角色不可或缺，所以在这种事情上，领导者非得思路十分清晰不可。也就是说，明知道一定会出现问题，却必须下决心。
想到这里，李润石倒也释然很多，他把讨论内容提升了高度，“主席，经济发展会那么好么？”
“中国只要不去搞金融帝国，而是坚持搞生产，经济会比你能想象的实际情况好得多。但是我担心你太理想化，认为既然有了这么好的条件，为什么不能更进一步。润石同志，我可以向你保证，事情绝非如此。说个很极端的话，私企以后一定会把央企内部要大家更多奉献的话拿出来忽悠私企员工。”
听到这里，李润石完全笑不出来。他作为哲学家，亲身参与到了中国超快速崛起的过程。所以他的感受非常深刻。
在很多人看来，1915年何锐到了东北四平，1945年中国即将获得世界霸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