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句话说，那份文件还在，而且在适当的法律程序下可以被调出来。”
贺知舟把三份文件全部看完，靠回椅背上。
机密附件里装的是什么，他现在有了一个很明确的推测。
AnnaSchmidt的证词，或者更关键的东西，术中的原始用药记录。
如果是后者，那就是最直接的物证。
当年那台手术，AnnaSchmidt之所以会出现术中DIC，不是因为什么不可预见的凝血功能障碍，而是因为术前被使用了一种尚在临床试验阶段的新型抗凝药物。
那种药物是Marcus主导的一项研究课题的核心成果，尚未通过三期临床审批，没有合法的人体使用许可。
Marcus把它用在了AnnaSchmidt身上，没有知情同意，没有伦理审批，纯粹是为了收集活体数据来支撑他即将发表的那篇论文。
贺知舟是那台手术的一助，他在术中发现了异常，但已经来不及了。
AnnaSchmidt死在了手术台上，而Marcus用他的人脉和权力把一切都掩盖了。
调查报告写的是不可预见的凝血功能障碍。
真相被锁进了档案中心B区的机密附件里。
贺知舟拿起那张写着编号的便签纸看了一会儿，然后打开通讯软件，给克劳斯发了一条消息。
“KA-2021-0912-C，如果要通过学术伦理审查程序申请强制披露，需要什么条件。”
克劳斯的回复在二十分钟后到达。
“需要一个具有合法资格的申请主体向医院伦理委员会或联邦医师协会提出正式的学术不端指控，指控中必须明确指出该机密文件与涉嫌不端行为的直接关联性。”
“一旦指控被受理，档案中心必须在法定期限内配合调查机构调阅相关文件。”
贺知舟看着这段文字，手指在桌面上无声地敲了三下。
合法资格的申请主体。
他本人就是那台手术的参与者和目击者，同时也是受害者之一，因为当年正是Marcus以他参与了那台手术为由，暗示他是共犯，逼迫他主动离职以换取事件不被公开。
三月份的国际外科学会年会，学术伦理分委会的成员都会到场。
如果他在年会的公开演讲中提出质疑，同时通过正式渠道向德国联邦医师协会递交学术不端指控。
两条路同时走。
公开舆论施压加上法律程序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