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敏芝站了起来。“陆先生，我以为战后中国最急需的，是一套完整的西式宪政制度。以法治国，以民主为纲，用完善的法律和制度，保障每一个公民的权利。”她语速平稳，引了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引了梁启超的宪政论，条理清晰，功课做得十足，最后收尾掷地有声，“制度是国家的骨架，没有骨架，再多的血肉也无处依附。”
陆桓安静听完，缓缓点了点头。“功课做得很扎实，书读得很透。”
他顿了顿，指尖敲了敲黑板，“但你要想明白一件事：制度是人定的，也是人改的。定制度的人，是站在老爷们那边，还是站在老百姓那边，这才是最要紧的。可以再往深里想一想。”他轻轻摆了摆手示意坐下。
方敏芝的脸白了一瞬，又很快恢复了平静，笔帽依旧拔着，却一个字都没往本子上写。
陆桓的目光扫过全场，落在了后排的位置。“还有哪位同学，想说说自己的想法？”
沈见微站了起来。
她穿一件竹青色的旗袍，袖口微微卷起，站在人群里，像一棵在风雨里扎了根的树，不晃，也不动。午后的阳光穿过窗户，恰好落在她身上，像给她整个人笼了一层极淡的柔光。
“陆先生，我小时候住在沪城闸北。”她的声音不高，没有慷慨激昂，却每个字都稳稳地落进了所有人的耳朵里，“民国二十一年沪城一二八事变，日本人的炸弹把整条街炸成了瓦砾堆。停战协定签了之后，街上的人陆陆续续回来，在碎砖烂瓦上搭起棚子，棚顶盖着捡来的油布和破铁皮，卖豆浆，卖针线，给人修鞋。有人在断墙上写了一行字——‘活着就好’。那行字歪歪扭扭的，不知道是谁写的，也不知道用什么写的，可能是烧焦的木头，可能是半块碎砖头。后来墙塌了，字也没了，可那条街的人，咬着牙活下来了。”
“搬来金陵之后，我每天上学都要经过下关码头。码头上有个扛货的脚夫，我天天见他，从来不知道他叫什么。他膝盖上永远贴着一块黑乎乎的膏药，是自己熬的，风一吹，能闻到淡淡的中药苦味儿。有一天他身边多了个小男孩，蹲在货箱上写字，手里的铅笔头短得快攥不住了。他一边扛着百十来斤的货往船上走，一边频频回头看那孩子，汗顺着脖子往下淌，砸在青石板上，可嘴角是笑着的。”
“这些年，我总在想一件事——到底什么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