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他的名字，叫郑建国。
我把手机放在床单上，把两段磁带和U盘、手铐钥匙、警服纽扣一起排成一排，盯着它们看了大约十秒钟。然后我站起来，把所有的东西收回口袋，关掉床头灯，在黑暗中站了片刻，推开门，走出房间。
走廊里空无一人，只有尽头那盏应急灯在发出灰绿色的光。我走下楼梯，穿过旅馆大堂，推开玻璃门，走进夜晚的街道上。
晚上九点十七分。客运站广场上的人不多——几个拉着行李箱的旅客在等夜班车，一个卖烤红薯的小贩在路灯下吆喝，两只野猫在花坛边沿上对峙。我穿过广场，走到客运站对面的公交站台，在长椅上坐下来，掏出手机，翻到赵刚的号码，发了一条短信：“杜国威怎么样了？”
等了大约三分钟，赵刚回复了：“还活着，没醒。医生说七十二小时内是关键。”
我把这条短信读了两遍，然后删掉，收起手机。
七十二小时。三天。也就是说，如果杜国威在三天内醒不过来，他可能永远都醒不过来了。而画师的身份，就会跟着他一起沉进ICU的沉默里。
但我不能把希望全部押在一个昏迷不醒的老政委身上。我还有两段录音、一枚U盘、一把钥匙和一枚纽扣，以及一个刚被我从搜索列表里挖出来的名字。这些碎片如果拼得对，即使杜国威永远不醒，我也能把那张桌布从桌子上抽掉。
我站起来，走到烤红薯的小贩面前，买了一个烤红薯，捧在手心里，用掌心的温度感受那团热气透过牛皮纸袋渗出来的暖意。然后我撕开纸袋，咬了一口红薯，在路灯下站了一会儿，让甜味和焦香在口腔里弥漫开来。
口袋里的两段磁带像两颗未引爆的***，贴着我左胸和右胸的位置，隔着布料传来一点若有若无的重量感。我吃完红薯，把纸袋揉成一团扔进垃圾箱，然后掏出手机，拨出了那个刚被我锁定不久的号码。
响了两声，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