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隋炀帝的巡游愈发频繁，且排场一次比一次浩大。大业三年（607年），他北巡榆林，为了彰显帝国的富庶，下令“发河北十余郡丁男凿太行山，达于并州，以通驰道”，同时命人制作了一面高达三丈的“大帐”，可容纳数千人，在榆林城外设宴款待突厥启民可汗及各部酋长，宴席持续数日，耗费的酒肉不计其数。为了让突厥人敬畏，他还下令将沿途的村落装饰一新，百姓家中需悬挂丝绸，甚至要求“敝屋者必修葺，虽柴门亦施帷帐”，若有百姓违抗，便会遭到严厉惩罚。大业六年（610年），他再次巡游扬州，此次巡游的规模远超以往，随行的船只多达数万艘，前后绵延二百余里，沿途的骑兵护送队伍更是络绎不绝，所到之处，地方官“献食丰侈者，加官进爵；疏俭者，谴至死”，一时间，地方官员争相搜刮百姓，民间“民不堪命，多有逃亡”。
除了巡游途中的奢靡开销，隋炀帝还热衷于在各地营建离宫。他认为“凡有所幸，辄起离宫”，从长安到洛阳，从扬州到涿郡，全国范围内修建的离宫多达数十座，每一座离宫都极尽奢华。例如，在汾州（今山西汾阳）修建的“汾阳宫”，选址在山水秀丽之处，宫殿依山而建，亭台楼阁错落有致，宫内的梁柱均用珍贵的楠木制成，墙壁上绘制着精美的壁画，地面铺设着玉石地砖。为了修建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