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他明确了自身的角色边界：方案设计者、规则制定者、审核者、监督者、最终考核者。他不是老师，不负责“教懂”；不是保姆，不负责“督促”；更不是心理医生，不负责“疏导”。他提供框架、设定标准、审核结果、执行奖惩。学习过程本身，完全由参与者自行驱动。他将通过邮件接收、审核学习成果，进行线上问答考核，并监控行为约束条款的履行情况。他的时间投入被严格限定在定期审核和关键节点决策上。
他还修订了申请材料清单，增加了“个人投资亏损详细说明与归因（按模板填写）”一项，要求申请人必须自己梳理亏损全过程，并尝试分析原因。这本身，就是第一次“反思”练习。
完成这些细化后，他将更新后的方案版本（V1.1）和更详细的说明，再次发给了父母，要求他们如有新的询问，可据此回复。他特别强调，关于方案本身的任何问题，都应引导至指定邮箱，由他统一回复，父母无需、也不应代为解释或承诺。
父母看着更新后更加详尽、也更加冰冷、如同实验手册般的方案，相对无言。他们终于彻底明白，儿子不是在“帮忙”，甚至不是在做一个“交易”。他是在进行一次社会实验，一次行为矫正尝试，而实验对象，是那些与他有血缘关系、此刻正陷入困境的亲戚。那些条款，不是谈判的条件，而是实验的控制变量。亲情、脸面、尊严，在这个实验框架里，是不存在的变量，是需要被剥离的干扰项。
父亲感到一阵彻骨的寒意。他第一次如此清晰地看到，儿子那颗高效运转的大脑，是如何将人情世故、伦理困境，拆解成一个个可定义、可操作、可验证的模块，然后冷静地设定参数，启动程序。这里没有对错，只有逻辑自洽和系统有效。
母亲则更多地感到一种深切的悲哀。为那些可能被迫接受这份“屈辱”方案的亲戚悲哀，也为儿子那仿佛永远无法融入常人情感世界的精神状态悲哀。她看着那份严谨到冷酷的方案，仿佛看到一堵无形的高墙，将儿子与整个世界，包括他们这对父母，彻底隔离开来。墙内，是他秩序井然的堡垒；墙外，是包括他们在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