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明白了。我会将可量化的投入承诺整理成附件，但会注明‘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优化调整，但调整需经双方协商确认’，您看可以吗？”
“可以。但‘优化调整’不能成为缩减投入的借口。重大调整需我方同意。”贝西克接受了这个折中方案。
接着，贝西克又就合同中的交稿时间、校对流程、封面设计决策权、违约责任界定、争议解决方式（他坚持约定仲裁而非诉讼，认为效率更高）等十余个细节提出了修改意见或要求澄清。每个问题都直指要害，逻辑严密，几乎没有给林女士留下什么模糊空间。
整个通话持续了近一个小时。林女士从一开始的从容应对，到后来明显加快了语速，需要不时记录和确认，甚至几次表示需要“内部沟通”。贝西克则始终保持着一种平静而坚定的压迫感，不急不躁，但寸土必争。
当所有问题沟通完毕，贝西克最后总结道：“林老师，我的核心诉求很简单：在尊重贵社专业运作的前提下，保障我对作品内容、知识产权衍伸方向及自身核心利益的充分控制权。合作是为了共赢，而非单方面让渡权利。我希望最终的合同能清晰体现这一点。”
电话那头的林女士长长舒了口气，声音带着一丝疲惫，但依然专业：“贝老师，您是我合作过的，对合同条款最认真、最专业的作者之一。不，也许没有之一。您的要求，大部分我们可以协商修改，有些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和流程。我会尽快将修改后的版本，以及需要内部确认的问题反馈给您。您看这样可以吗？”
“可以。期待您的修改稿。请在三个工作日内反馈。如果一切顺利，我们可以尽快签署。”贝西克给出了明确的时间线。
“好的，我尽力。”
通话结束。贝西克放下手机，在笔记本上记录下沟通要点和待办事项。整个过程，他神情专注，如同完成了一次精密的外科手术。
客厅里一片寂静。父亲和母亲都看着他，表情复杂。
父亲终于忍不住，带着讥讽开口：“谈完了？跟打仗似的。你这哪是出书，你这是去签卖国条约吧？条条款款，斤斤计较。”
贝西克抬起头，平静地看着父亲：“合同是明确权责、规避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