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西克对此没有任何情绪反应，既不生气，也不劝说，只是在那个不离手的平板上，冷静地记录着：“对象贝明远，晨间拉伸，持续拒绝，已连续七日。”“对象贝明远，园艺疗愈活动，零参与。”“对象贝明远，认知训练，零反馈。”仿佛父亲的行为，只是实验数据中一个需要被记录的变量，一个有待观察的“异常点”。
然而，变化还是在最细微处悄然发生。父亲的体重，在那些“兔子餐”和被迫规律作息的共同作用下，确实在缓慢而稳定地下降。他自己早上偷偷在洗手间用那个能显示体脂的秤（贝西克并未禁止他们使用监测区的设备，只是要求数据同步）看过，那个曾经让他心惊胆战的数字，真的变小了。裤腰似乎也松了一点。还有血压，虽然每次测量时他都憋着一股气，但仪器上显示的数字，确实没有再像以前那样时不时窜到令人头晕的高度。这些身体上客观的变化，像一根根极细的针，刺破着他用愤怒和沉默构筑的壁垒。他厌恶被控制，厌恶这毫无自由和滋味的生活，但他无法否认，这具衰老多病的身体，似乎真的在这套严苛的管理下，得到了一丝喘息之机。这种认知让他更加烦躁，一种对自己“背叛”了某种坚持的恼怒，混杂着对身体本能反应的无可奈何。
母亲的变化则更外显一些。她开始能跟着视频，磕磕绊绊地完成大部分晨间拉伸动作，虽然姿势依旧不标准，但至少在做。阳台上的水培生菜，在她每日小心翼翼的照料下，竟然真的冒出了稚嫩的绿芽，这让她死水般的生活里，多了一丝微不足道的盼头。她甚至开始尝试着，在贝西克播放那些健康知识短片时，多听进去几句。她知道，自己或许永远无法像儿子那样，用数据和逻辑思考，但至少，她开始尝试理解，儿子口中那些“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