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再次将自己关进了实验室。这一次，他不仅带来了《新神农医典》的手稿，还让人从“医武学院”的图书馆，调来了大量关于温病学和疫病学的古籍资料。
他废寝忘食地翻阅着那些泛黄的书页，试图从先贤们的智慧中，找到应对这场瘟疫的灵感。吴又可的《温疫论》、叶天士的《温热论》、薛雪的《湿热条辨》、王孟英的《温热经纬》……一部部经典，在他手中翻过。他一边阅读，一边结合自己这几天对“X病毒”的观察和思考，进行着分析和比对。
他发现，这次“X病毒”引起的疫病，虽然来势凶猛，传变迅速，但其核心病机，与中医古籍中记载的“暑燥疫”和“湿热疫”都有相似之处，又不完全相同。它是一种复合型的疫邪，兼具了“热”、“毒”、“湿”、“瘀”等多种致病因素。
单一的使用“清热泻火”或“通腑攻下”之法，虽然能够解决主要矛盾，但对于那些正气已虚的患者来说，可能会进一步损伤其阳气，导致病情缠绵难愈，甚至出现变证。
他需要找到一个更加周全的方案，一个能够“扶正”与“祛邪”兼顾，既能迅速挫败病势，又能保护和扶持人体正气的方案。
他如同一个在黑暗中摸索的旅人，不断地尝试，又不断地推翻。他反复地在纸上写下一个又一个方剂组合，又一次次地将它们揉成团，丢进垃圾桶。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实验室里，只有他翻阅书籍的沙沙声，和笔尖划过纸张的声响。他已经忘记了白天和黑夜，忘记了饥饿和疲惫。他的全部心神，都沉浸在对那张“完美配方”的追寻之中。
第三天黎明，当第一缕曙光透过窗帘的缝隙，照进实验室时，卫尘终于停下了手中的笔。他面前的白纸上，写着一个全新的方剂组合。
这个方子，以清代名医余霖创制的“清瘟败毒饮”为基础方，进行了大胆的加减化裁。他去掉了原方中一些过于寒凉的药物，加入了“玉髓芝”和“紫河车”等扶正固本的灵药，又根据“X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