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通共。这个念头像一根针，扎在她心里，又细又疼。她是特务，她的职责是查出通共的人，把他们绳之以法。她查了他大半年，记了满满一本子的“疑点”，发了无数封电报，写了无数份报告。现在她听到了。从一个国民党团长嘴里，清清楚楚地听到了“红军”两个字。但她没有动。她坐在那里，让他的手握着。她的手在发抖，不是因为他的手烫，是因为她不知道该怎么办。她应该把这件事记下来，写进报告里，发到南京去。她应该站起来，走出这顶帐篷，把今晚听到的一切告诉老魏——不，老魏已经走了。她应该告诉小陶，让他发一封加密电报。她应该做这些事，这是她的职责，是她从加入复兴社那天起就被教导要做的事。
但她没有。她坐在那里，看着他的脸。他的眉头皱着，额头上全是汗，嘴唇干裂，脸色苍白。他看起来不像一个通共的间谍，像一个病得很重的人。她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帮红军。她不知道他在遵义城墙上说的“我想要的”到底是什么。她不知道他烧糊涂的时候叫的那个名字，是人的名字还是队伍的名字。她什么都不知道。她只知道，他的手握着她的手，没有松开。她坐在那里，坐了整整一夜。天亮的时候，她把手轻轻抽出来，站起来，走到帐篷口。晨光从东边照过来，刺得她眯了一下眼睛。她站在那里，站了很久，然后把那盆已经凉了的水端出去，倒掉了。
烧了三天，沈碧瑶守了三天。第一天她没睡，第二天她在床边趴了一会儿，第三天她靠着椅子睡着了。王德福进来送饭的时候，看到她歪在椅子上，手还握着陈东征的手。他把饭放下，轻轻走出去，跟门口的人说：“别进去。”第四天早上，陈东征的烧退了。他睁开眼睛的时候，看到沈碧瑶坐在床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