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院子里又下雪了。没有人踩鞋印，也没有人笑它字丑。
春天来的时候，刘婶带着一个中年男人来敲老李的门。男人穿着西装，腋下夹着个公文包，进来之后东看看西看看，拿手指在墙上敲了敲，又蹲下来看了看地脚线。阿黄缩在藤椅底下，警惕地盯着他。老李说过，家里来了不认识的人，要守在藤椅边上看紧，不能让他乱动东西。阿黄记得。
***起来对刘婶说了些话。阿黄听不懂，但它注意到刘婶的表情变得很差，声音也变高了。“这房子是租的？”“三个月不交租就得收回？”“老李还躺在医院里呢你们讲不讲道理！”刘婶的手在空中挥舞着，声音又尖又急。那个男人不停地摆手，脸上挂着一种阿黄不喜欢的笑——不是那种看到它时会蹲下来揉它耳朵的笑，是一种嘴角往上扯但眼睛不动的笑。
阿黄不认识那个人。阿黄听不懂什么租不租的。
但它知道，有人在欺负刘婶。它从藤椅底下钻出来，四腿站定，对着男人发出了低沉而滚动的闷吼。它不轻易吼人的——老李教过它，对好人要摇尾巴，对坏人才可以凶。这个男人让它觉得不安。刘婶转过头看见它的样子，眼眶忽然红了。
“阿黄，别。”刘婶蹲下来抱住它的脖子，“别吼。”
阿黄不吼了。但它没有后退，站在原地，身体挡在藤椅前面。那是老李的位置，谁也不能动。
夏天到了。老李已经走了快一年。
阿黄瘦了很多。脊背上的骨头一根一根凸出来，走路也慢了，从藤椅到门口那几步路要喘上一会儿。但它还是每天走。每天早上六点准时蹲在门口，每天傍晚卧在藤椅底下，隔几天就去护城河边那棵歪脖子柳树下坐一坐。刘婶想把它接回自己家住，用了各种办法——用排骨引诱，用肉干哄，最后甚至拿绳子想把它拴回去。阿黄不肯。它的鼻子始终朝着老李那扇门的方向，好像只要它一转头，老李就会回来，而它会错过。
巷子里的邻居们路过老李家门口的时候，时常会停下来往里看一眼。院子里那棵老槐树绿了又黄，黄了又绿，阿黄的毛色从鲜亮的金黄变成了暗淡的灰黄。它蹲在门口，垂着尾巴，安安静静地看着巷口那个方向。
它在等什么？邻居们都说不上来。在等脚步？等咳嗽？等一个喊它名字的、沙哑的声音？也许什么都不是。也许等待本身已经变成了一种活法。它用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