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远山下课的时候，毕克定走了进去。陈远山看见他，没有露出任何惊讶的表情。他瘦高个子，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工作服，袖口沾着粉笔灰，手指节粗大——那是长年接触实验设备磨出来的茧。那双眼睛和照片上一模一样，平静而沉郁，像深渊里的湖水。
“毕先生，”他说，“你们公司的人昨天联系过我。但说实话，我不太理解。”他顿了顿，用那双平静的眼睛看着毕克定，“你花这么多钱给我捐实验室，到底想让我做什么？”
毕克定关上门，拉了一把学生椅坐下。他用了四十分钟。四十分钟里，他说了他能说的所有——那些在商业文件上不能写、在新闻发布会上不能说、在正常人类认知里根本不该存在的事。他尽量用事实陈述的方式，没有渲染，没有夸大。
陈远山一直站着。听到一半的时候，他放下了粉笔，拿起了茶杯。听到最后，他坐在了讲台的台阶上，两只手交叉放在膝盖上，一动不动。他沉默了将近五分钟。窗外的梧桐树被风刮得沙沙响，一片枯黄的叶子从窗台上飘进来，落在公式密布的黑板槽里。
然后他开口了，声音很稳，稳得连毕克定都意外。
“你研究过我。你知道他们对我做了所有能做的事，项目被砍，论文被压，学生被调走。我已经三年没进过真正的实验室了。”他把茶杯放到一边，“我一直在等一个值得做的事。你说的是不是真的，我不知道，但你敢来找一个被踩到泥里的人，说明你要做的事足够难。太难的事，才值得做。”
毕克定看着他。他想起自己一年多前蹲在上海出租屋里收到辞退通知书时，窗外也有这么一棵树，叶子也是这样一片一片地落。他知道什么叫被踩到泥里。正因为知道，他才会来这里。
他把丝绒托盘从随身的公文包里取出来，放在讲台上。一枚胸针安静地躺在深灰色的丝绒上。他把昨天在会议室里说过的话重新说了一遍——那些不能写在纸上的，关于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