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逐字稿放进公文包，拿起西装外套。外套右边口袋里是他的律师证，左边口袋里放着他父亲当年那个官司的立案通知书——他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说过这件东西。连苏砚也没有。可今天，他把它带上了。不是为了复仇，是为了了结。了结不是忘记，是把该放下的放下，该记住的记住。
“走吧。”他说。
“法院那边是九点开庭，还有两个小时你急什么？”
“不急。”他拉开门，走廊里的阳光涌进来，把他的影子长长地铺在地板上，“就是想在法院门口多站一会儿。”
“为什么？”
“因为到了今天下午，所有的一切都不一样了。”
苏砚拎起包跟着他走出房间。酒店大堂里早班的服务员正在换花，推车上放着一大捧新鲜的百合，花瓣上还沾着露水。阳光透过旋转门的玻璃洒进来，洒在地上，洒在墙上，洒在两个并肩往外走的人身上。
他们没有牵手，但步伐很稳。像两个走了很久很久的人，终于走到了天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