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行前一天，马母来送她。
马母拎着一大包东西——自己做的腊肉、腌的咸菜、炸的麻花，还有一条织了三个月的毛线围巾，大红色的。
“北京冷，多穿点。”刘芳把东西塞给她，眼眶红红的。
罗小贝接过来，轻声说：“阿姨，谢谢您。”
刘芳摇摇头，想说什么又说不出来。最后只说了句：“照顾好自己。”
马小龙站在旁边，看着这一幕，心里又酸又暖。
罗小贝走后，他每天给她写信。
不是情书，就是流水账——今天吃了什么，上了什么课，实验室的师兄又出了什么糗。偶尔夹一张照片，图书馆的、食堂的、操场的，都是他随手拍的。
罗小贝每次都回，回得简短，但每封都回。
“北京风大，围巾很暖和。”
“食堂的饭不好吃，想你妈做的红烧肉。”
“今天看见一个男生穿白T恤，背影跟你有点像。”
马小龙看着最后一句话，对着信纸笑了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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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四年，罗小贝没闲着。
学业没落下，年年拿奖学金。生意也没放下，“小贝女装”在她上大学后交给刘芳和职业经理人打理，她远程遥控。大二的时候，她用攒的钱在北京开了一家分店，专做大学生生意。
大三那年，她把“小贝女装”升级成了“小贝服饰”，开始自己做设计、找工厂代工。品牌定位是“平价时尚”，目标客户是大学生和刚工作的年轻人。
那时候，国内还没有这个概念。她算是第一批吃螃蟹的人。
生意越做越大，钱越挣越多。到大学毕业的时候，她已经是个小有名气的女老板了。
但这些事，何春生不知道。
他只知道，罗小贝去了北京，上了好大学，以后会越来越远。
而他呢？
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罗一成帮他介绍了个工作——在工厂当搬运工。干了三个月，嫌累，辞了。后来又干过保安、送过快递、在餐馆端过盘子，都干不长。
汤丽华骂他，他就跟汤丽华吵。吵完出去找强哥，喝酒、打牌、混日子。
强哥说：“春生，你这样不行。得找个来钱快的路子。”
何春生问：“什么路子？”
强哥笑：“跟我干。”
何春生犹豫了一下，点了头。
1999年到2001年，是何春生彻底堕落的三年。
跟着强哥，他什么都干过——偷自行车、撬锁入室、街头碰瓷。胆子越来越大，手也越来越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