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坐在靠窗的位置，胳膊支在小桌上，看着窗外的景色从江南水乡变成北方的旷野。麦田、村庄、光秃秃的山包，一帧一帧地从眼前滑过去。
车厢里挤满了人，大多是去青岛支援建设的工人和技术员。空气里混着烟味、汗味、还有不知道谁带的茶叶蛋的味道，闷得人透不过气来。
安娜不在乎。
她只觉得前所未有的轻松。
离开上海的决定做得很快。纺织厂支援青岛建设的通知一下来，她第一个报了名。母亲气得两天没跟她说话，最后还是帮她收拾了行李，往她手里塞了一罐酱菜，别着脸说了句“到了写信”。
厂里一共去了二十来个人，女同志就两个。领队的是个四十多岁的老技术员，姓顾，一路上照顾得还算周到。
火车在下午两点多进了青岛站。
安娜拎着行李下了车，第一感觉是风。
青岛的风和上海不一样。上海的风是湿的、软的，黏在皮肤上潮乎乎的。青岛的风是干的、硬的，带着一股咸腥的海味，吹在脸上像是被什么粗糙的东西刮过。
她不讨厌这种感觉。
厂里派了车来接，是一辆老解放卡车，车厢里搁着两排木板凳。安娜抱着行李坐在角落里，任由车子颠簸着把她带往新的生活。
青岛纺织厂在市北区，厂房比上海的厂子还要大一些。宿舍是一栋三层的红砖楼，女工宿舍在二楼，四个人一间。
安娜分到的宿舍朝南，窗户正对着厂区的大院。院子里种着几棵白杨树，风一吹哗啦哗啦地响。再远处能看到厂房的红瓦屋顶，更远的地方是隐隐约约的海平线。
她的床位靠窗，上铺。
收拾好东西已经是傍晚了。
同宿舍的三个女工都挺和气，一个叫赵红梅，本地人，是个大大咧咧的青岛姑娘；一个叫孙秀兰，从济南过来的，三十出头，沉稳寡言；还有一个叫周晓燕，才十八岁，是从烟台来的，圆圆脸，笑起来有两个酒窝。
四个人聊了几句，很快就熟悉了。
晚饭在厂里食堂吃，大白菜炖粉条，二合面馒头，一碗海带汤。安娜端着饭盒找位置坐下，一口一口地吃着，脑海里却不由自主地想起前世。
前世她也想过调动，但王贵不让。说上海条件好，大城市，去了小地方委屈。其实是舍不得她那份工资和家里的房子。
后来孩子大了，她也不想了。被生活磨平了棱角的人，连挪窝的勇气都没有。
现在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