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冷清秋的目光投向了更深远的地方。她意识到，零星的论文、译介和课程，固然能启发部分个体，但若要真正改变一代学人的知识结构，乃至影响整个文学研究的格局，必须有一套体系严谨、观念新颖的权威著作作为基石。
她将全部心力投入到了《中国小说史》的撰写中。这部著作，她立意极高，不仅要厘清小说文体演变的内部脉络，更要将其置于广阔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中加以考察，揭示其与时代精神、印刷传播、读者群体变迁的深层互动。她大量运用了在海外习得的社会历史学、版本目录学乃至初步的统计学方法，对小说题材的兴衰、出版中心的转移、作者身份的变化等进行量化分析和趋势归纳。
为了搜集第一手资料，她不仅充分利用北平图书馆和燕京大学的馆藏，还通过种种渠道，向国内其他藏书机构乃至日本、欧洲的汉学家发函，请求查阅或复制稀见版本。这项工作繁琐而浩大，但她乐此不疲。她的助手和学生常常惊讶于她对史料掌握的广度与深度，以及对细节考证的执着。
这日，她正在考证一则关于明代书坊与通俗小说刊刻关系的材料，助教引着一位客人来访。来人竟是商务印书馆的编辑主任王云五先生。王先生以推动新式教材和学术著作出版闻名，他的到访让冷清秋有些意外。
“冷先生，”王云五开门见山，态度恳切，“鄙人拜读了您发表在《大公报》上的系列文章，以及贵中心编译的《关键词选编》，深为钦佩。如今学界风气渐开，但系统性的、能融汇中西新知而又扎根国故的文学史著作，尚属阙如。不知先生正在撰写的《中国小说史》，可否交由商务印书馆刊行？我们愿意将其列入‘大学丛书’系列，全力推广。”
这正与冷清秋的构想不谋而合。她深知商务印书馆的影响力，若能借其渠道，她的著作便能更快地进入全国各大高校的课堂和图书馆，其影响力将不可同日而语。
她没有立刻表现出欣喜，而是沉稳地与王云五探讨了出版的细节，包括版式、校对、版税以及后续可能的修订等事宜。她的专业和冷静，让王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