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贝找了一面墙靠着，把包袱搂紧了些。包袱里有两件换洗的衣裳，一双养母纳的千层底布鞋，一包养父晒的鱼干，还有一个小布包，布包里裹着那半块玉佩。玉佩是白玉的，雕着半朵牡丹，花瓣肥厚，叶片舒展，花心里刻着一个极小的“莫”字。养母说捡到她的时候，这半块玉就揣在她怀里，用一块红绸子包着，红绸子上绣着一枝并蒂莲。养母把红绸子洗干净了叠好，和玉佩一起收着，收了十八年。临行前，养母把这两样东西塞进包袱最底层，说，阿贝，到了大地方，万一——万一遇上什么事，这东西比钱好使。养母说“万一”的时候停了一下，像咽回去了一句什么话。
阿贝那时候正在灶台边贴玉米饼子，手上沾满黄澄澄的玉米面，头也没回，说，阿妈你放心，我是去挣钱给阿爹治病的，又不是去寻亲的，用不着这个。她把“寻亲”两个字说得很轻，轻得像灶膛里一粒火星溅出来，还没落地就灭了。
现在她站在这座巨大而陌生的城市码头，四面八方都是人声、车声、汽笛声，江风裹着煤烟和水腥味灌进领口，她忽然摸了一下包袱底。那半块玉佩隔着靛蓝布、换洗衣裳和干鱼，硬硬地硌着她的手指。她摸了一下，又摸了一下。
雨落下来的时候，阿贝正蹲在路边吃一个烤红薯。红薯是在码头边一个老妇人那里买的，两分钱一个，烤得皮焦肉软，掰开来金黄的薯肉冒着热气，烫得她左右手倒换了好几下。她蹲在一家洋货店的屋檐下，一边吃一边看街对面的电车叮叮当当地开过去，铁轮碾过轨道溅起一路水花。红薯很甜，甜得她想起养母熬的红薯粥。冬天夜里，一家人围着小方桌，一人一碗粥，养父的那碗总是最稠的，养母把自己碗里的红薯块挑出来夹到她碗里。养父看见了，把自己碗里的也拨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