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岁赏，当真是好制度啊！”
在他看来，明廷推行多年的岁赏制度，简直是中原王朝应对草原部落的“天才构想”。
这并非简单的财物馈赠，而是以极小的成本，撬动草原格局的精妙博弈。
用每年几万两白银、数千匹布帛的“小投入”，便能换取蒙古诸部的臣服或中立。
一方面，岁赏能填补草原部落物资匮乏的缺口，降低他们南下劫掠的动机。
毕竟，劫掠需冒生命风险，而接受岁赏只需保持与明廷的友好关系，两相对比，大多数部落都会选择后者，从而大大减少边境冲突，为辽东战事节省出更多兵力与精力。
另一方面，岁赏更是分化蒙古势力的利器，通过对不同部落给予不同额度的赏赐，扶持弱小部落、制衡强势部落，便能维持草原的战略平衡，防止任何一个部落独大，威胁明廷北疆安全。
此刻，熊廷弼的脑海中已开始勾勒建奴覆灭后的草原蓝图。
林丹汗野心勃勃，一直妄图一统漠南草原，若是任由其发展，待建奴灭亡后，察哈尔部必将成为明廷新的威胁。
因此，扶持科尔沁部便成了必然选择：通过岁赏与联姻，将科尔沁部牢牢绑在明廷的战车上，使其成为制衡林丹汗的重要力量，届时草原上察哈尔、科尔沁两强并立，明廷便能坐收渔利，牢牢掌控草原局势。
当然，熊廷弼也清醒地认识到，岁赏制度并非完美无缺。
其弊端同样显而易见：
首先是巨大的物资消耗，嘉靖年间对俺答汗的抚赏，每年便需耗费十数万两白银，再加上布帛、茶叶等物资，长期下来对朝廷财政是不小的压力。
更棘手的是，部分蒙古部落渐渐将岁赏视为“理所当然的贡赋”。
一旦大明因财政紧张减少赏赐，或因边境摩擦暂停互市，他们便会立刻以武力威胁，甚至发动劫掠，形成“赏赐—劫掠—再赏赐”的恶性循环，不仅未能彻底解决蒙古的军事威胁，反而助长了部分部落的骄纵之气。
此外，赏赐不均的问题也极易引发矛盾，若对某一部落过于优厚，便会招致其他部落的不满，甚至可能激化部落间的冲突，反而给大明边境带来新的动荡。
可即便如此，在熊廷弼看来，岁赏制度的好处依旧远大于坏处。
相较于动辄耗费数百万两、死伤数万将士的大规模战争，岁赏的成本无疑更低。
而通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