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此河东、上党、太原三郡，全年外迁安置的民户人口便足足突破百万之巨，占据了并州外迁总人口的八成以上。
除此之外，北疆咽喉雁门郡，作为边地重镇，亦有序迁出二十万人口，补充关东各州，与前三郡共同承担了并州全境所有的人口外迁任务，完美完成了官府既定的人口疏解国策。
而并州北疆四郡——定襄郡、云中郡、五原郡、朔方郡，全程不在人口外迁名录之中。
此地毗邻草原胡地，是抵御游牧部族南下的第一道屏障，地广人稀、土地辽阔，最缺耕户与守军，非但不迁出人口，反而持续吸纳内地过剩人口、流民与军户，持续填充北疆边防实力，夯实北疆防线。
另有西河郡的人口迁徙独具针对性，其外迁民众几乎全部向上郡方向流动，迁徙主体并非普通流民百姓，而是拖家带口的府兵家族，属于纯粹的军事移民、戍边移民，目的性极强、战略意义极重。
这类府兵携家迁徙，对并州本土的劳动力损耗极大，代价远超普通民户迁移。
按汉末基层聚落结构保守核算，一户正规唐军府兵，直系家眷便有两三口人，除却妻儿老小之外，府兵庄园、耕地之中，还依附有数户佃户、帮工、仆从，皆是依附其生存的核心劳动力群体。
一户府兵举家西迁，连带依附人口一并迁徙，保守估算，会直接让并州本土流失八名以上的壮年青壮年劳动力。
这也是并州腹地农耕劳动力锐减、土地重新分配的核心原因。
而此番李渊麾下所有户口统计、鱼鳞册造册，皆严格沿袭大汉旧制，有着极为明确、贴合封建时代税制体系的统计规则。
纵观东汉一朝乃至整个封建王朝，官方户口统计素来不会统计孩童人口，并非官府疏漏，而是源于根深蒂固的人头税制度。
封建时代赋税繁重，人头税按在册人口定额征收，鱼鳞官册之上每多登记一人，对应家庭便需要多缴纳一份赋税、承担一份徭役。
百姓为避税避役，历来不会主动呈报幼童户口，地方官吏亦默认此规，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不成文的铁律：孩童未成年，不入户籍、不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