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岁那年春旱，井水枯了大半。村人排队挑水，扁担吱呀作响。林晚个子小，拎不动满桶，陈砚生便把自己的扁担卸下来，截成两段，一头削尖，一头绑上麻绳，做成简易的汲水杆。他教她把杆子斜插进井壁湿土里，再用绳子系住桶耳，借着杆子支点，省力地提水。她试了三次才成功，水桶晃荡着升上来，溅湿了他挽到小臂的袖子。他抹了把脸上的水，忽然笑了一下——那是林晚第一次见他笑，嘴角向上牵得很轻，眼睛却弯成两枚温润的杏核。
“晚晚，”他说，“土记得力气。你使一分，它还你一分。”
她似懂非懂，只觉那笑容比井水还清冽，沁得她心口微颤。
十一岁，她开始偷偷记日记。用捡来的烟盒纸订成小本，铅笔字歪歪扭扭：“今天砚生哥帮我赶走了欺负我的狗剩。他没说话，只把狗剩的弹弓踩断了。弹珠滚进沟里，像两颗黑豆。”
十二岁，她写：“下雨了，砚生哥送我回家。他把外套盖在我头上，自己淋得透湿。我闻到他衣服上有稻草和阳光的味道。”
十三岁，她写：“他摸了我的头。就一下。手心很烫。”
十四岁，她不再写日记。因为日记本被母亲翻出来，撕了。母亲把碎纸片扔进灶膛，火苗猛地蹿高，映得她满脸通红。“丫头，别想那些没用的。好好念书，将来离开这穷地方。”母亲的声音冷硬如铁。
她没哭，只默默蹲在灶前，用烧火棍拨弄灰烬。灰里有半片没燃尽的纸角，上面还残留着两个字：“砚生”。
那晚，她梦见自己站在一片无边的红土地上，脚下是密密麻麻的脚印，新旧交叠，深浅不一。她低头找，找属于自己的那一串，可脚印越走越多，越走越乱，最后全混在一起，分不清哪一双是她的，哪一双是他的。
醒来时，枕上湿了一小片。
十五岁，她考上了县一中。开学那天，陈砚生骑着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旧自行车送她。车后座窄，她只能侧坐，手扶着他腰后的衣襟。他穿一件洗得发硬的蓝布褂，脊背挺直，像一株初抽穗的麦子。风鼓起他衣角，也鼓起她额前的碎发。她把脸贴在他后背，听见他心跳沉稳有力，一下，又一下，隔着薄薄的布料，撞在她额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