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骨节分明的手伸过来，稳稳托住即将砸落的硬壳档案盒。
“小心碎片。”
声音低沉，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沙哑。我抬头，撞进一双极黑的眼睛里。他穿着洗得发白的藏蓝工装夹克，袖口磨出了毛边，头发微长，额前一缕碎发垂下来，遮不住眉骨处一道浅淡的旧疤。他蹲下身，替我拾起散落的卷宗，动作很轻，像怕惊扰纸页间沉睡的幽灵。
“林晚？”他忽然念出我的名字，指尖停在其中一份卷宗封面上——那是我三个月前参与评估的嫌疑人材料，右下角印着我的执业编号与签名。
我怔住：“你认识我？”
他抬眼，嘴角微扬，笑意却未达眼底：“林老师写的《创伤记忆的非线性重构》……我读过三遍。第三遍，用红笔在第47页批注了‘逻辑闭环存在两处断裂’。”
我至今记得自己当时的反应：耳根发热，手指无意识抠着档案盒边缘的胶痕，结巴道：“那……那两处，是哪里？”
他没答，只把整理好的卷宗递还给我，指尖不经意擦过我手背，微凉。临走前，他回头看了我一眼，目光沉静如古井：“林老师，有些伤口，表面结痂了，底下还在流脓。你敢掀开看看吗？”
我没敢接话。
后来才知道，他是沈砚，医院新聘的临床病理研究员，履历干净得近乎单薄：海归博士，主攻神经退行性病变，因导师突发心梗中断博后研究，回国休养。没人提他三年前那场轰动全城的“沈氏集团继承权争夺战”，更没人提他那位在股权交割夜坠楼身亡的堂兄——警方最终定性为“高坠意外”，结案报告薄得只有一张A4纸。
我们开始见面。
不是约会，是“学术探讨”。他在实验室显微镜旁教我辨认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海马体切片里的淀粉样斑块；我在咨询室白板上为他画神经突触传递的简化模型。他总带一杯热豆浆来，杯壁凝着细密水珠，说：“林老师胃寒，豆浆比咖啡稳妥。”我则回赠他自制的薰衣草香包，里面塞满晒干的穗子，标签上写着：“镇静，但不过度抑制。”
信任是这样长出来的：不是轰然倒塌的堤坝，而是春汛无声漫过石缝，等你发觉时，脚踝已被温柔淹没。
直到那个暴雨夜。
我值夜班，接到急诊科电话：一名男性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