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我，在他死后第四天，以“证据链断裂、关键证人失联、无法排除合理怀疑”为由，签发了《不起诉决定书》。
我没有告诉任何人，那天下午，我收到一条匿名短信，只有一行字：
【你签的不是不起诉书，是赦免令。】
发信号码归属地：本市，已注销。
我删了短信，却没删截图。
因为截图右下角，映出我办公桌玻璃板下压着的一张合影：十九岁的我，穿着法学院迎新晚会的白裙，站在舞台侧幕，踮脚替身旁男生扶正歪斜的领结。他低头笑，眼尾微扬，校徽别在左胸第三颗纽扣上方——林砚。
彼时他是全市最年轻的刑辩律师，我是刚通过法考的实习检察官。我们约定，各守一端：他为沉默者发声，我为真相执刃。
直到陈屿案。
直到我成了那个亲手折断刃的人。
——
林砚坐在我对面，没碰那杯咖啡。他只是看着我，目光沉静，像审阅一份早已熟稔于心的卷宗。
“你撤诉的理由，”他说，“第一条是‘关键证人失联’。”
我点头。
“第二条是‘监控录像存在三秒盲区，无法证实死者进入车库后是否单独行动’。”
我又点头。
“第三条，”他顿了顿，“是‘死者生前精神状态评估报告缺失，不排除抑郁倾向导致自杀可能’。”
我喉咙发紧：“林律师，你到底想说什么？”
他忽然倾身向前，袖口滑至小臂，露出一截旧疤——淡银色，蜿蜒如蜈蚣，从腕骨延伸进衬衫袖口。“我想说，苏晚，你记得这道疤怎么来的吗？”
我当然记得。
2019年冬，城西旧货市场命案。卖古董收音机的老周被割喉，凶手用的是老式剃须刀片。现场只留下一枚指纹，经比对，属于当时正在保释期的混混阿哲。但阿哲有完美不在场证明：当晚七点至九点，他在三公里外的网吧通宵，五名网管、三段监控、两台电脑ID登录记录全部吻合。
案子僵持两个月，我带队复勘现场，在老周摊位铁皮箱夹层里，摸到一张硬质卡片——不是身份证，是张旧式公交IC卡。背面用圆珠笔写着：“18:53，青藤路站，返程。”
我立刻调取当日该站点闸机数据。系统显示，这张卡确实在18:53刷过进站闸机，但出站记录为空。
可阿哲的网吧打卡时间，是从19:00开始。
中间那七分钟，他去了哪里？
我带着技术科重扫IC卡芯片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