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只在于，操之过急。
有一次，范仲淹审查一份官员名单，不称职的都毫不客气一笔勾销。一旁的富弼看了不忍：“小范呀，你笔一勾，可害苦一家人。”
范仲淹严肃地说：“不害一家苦，那就害了一路百姓苦。”
富弼哑然了。不错，官员要严格选拔;可你只看一眼名单，又凭什么认定昏官呢?范仲淹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言简意赅地找到改革的目标，却找不到复杂精细的实施办法。面对那封假造的退位信，宋仁宗看到了潜在的危机：群臣惶惶，小范孤立，新政还怎么执行?他果断地叫停了。
文人最好的时代
范仲淹离去了，岳阳楼留下他文人的绝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但宋仁宗不会离去，开封城延续着他政治的部署——文彦博，一个有些保守的大贵族，接替了小范的宰相职位。
这一次，宋仁宗选对了改革的经纪人。此后的十多年里，文彦博以沉默而实干的姿态，把宋仁宗的改革意图，不动声色地贯彻了下去。和他一道的，是包拯、杜衍这批能臣。没有口号、没有激辩，小范的十大政策，一条条修改，变得可以操作了。
1050年前后，文彦博觉得，宋仁宗在四川试点多年的纸币“交子”，向全国推广的时机成熟了。陕西长安的官员“立功”心切，说干脆废止铁钱，只用纸币吧。此言一出，老百姓连忙抛售铁钱、抢购货物，长安经济陷于混乱。
紧急关头，文彦博并没有强制推行“交子”，而是拿出了自己家里的丝绸，来到长安：“来来来，今日我卖丝绸，只收铁钱。”一下子就稳定了民心。从那以后，朝廷再推广“交子”，就没有阻力了，因为百姓对主政者有了信任。
或许，宋仁宗这种含蓄渐进的方式，错过了大变革的可能时机，治不好国家的病根;又或许，这种方式的成功，过分依赖他个人的宽仁魅力，而令后世之君难以效仿。但无论如何，新党旧党的争议淡化了;日后改革的中心人物王安石提拔了;人才荟萃的一座高峰到来了——在“唐宋八大家”里，除了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其他6人都活跃于仁宗时期。以至于林语堂说，这是中国文人“最好的时代”。
很多年以后，激进的王安石改革失败了，宋神宗又恢复了祖父仁宗的温和改良做法，辽国君主急忙召集将领：“不许再去边界惹事了，宋朝又回到了仁宗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