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张禁烟的林则徐等，突然发现自己赢得了体制内同僚们前所未有的支持，尽管那些同僚很长时间都从鸦片走私中分得巨大的红利。而后世的读史人，也往往想不到，被爱国口号包装的反鸦片斗争中，还有着难以言说的利益博弈。
鸦片战争前，清帝国的腐败就已经名扬全球，但即便是西方人也意识到，这与其说是中国人身上没有流淌着道德的血液，莫如说是制度性缺失带来的“技术”层面的问题。
帝国海关除了被赋予过多的政治使命外，也成为最高领导核心(皇帝)彰显自己私心的标志，并因此将“潜规则”作为主流;而帝国财政制度的落后，导致“苛敛”与勒索成为官僚体系、尤其是地方政府维持正常运转的“潜规则”。
当“潜规则”成为体制主流后，官僚基层“搭便车”勒索便成为常态，所有的政策都被异化为寻租工具，而这又大大地挤占了行商和外商的空间，令经济领域也同样被“潜规则”占据;最后，“腐败化的制度”也就催生了诸如行贿基金这样的“制度化的腐败”工具，并加速了整个体制、乃至整个社会的整体腐败和沉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