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这使清政府在日、俄都想借防疫之名插手中国内政的情况下，才作出委派天津陆军军医堂副校长伍连德主持防疫的决定，但自此以后，由中央处理地方重大传染病在中国成为惯例，卫生从此成为国家的一项基本职能。
“不过，那时对鼠疫和霍乱这两种传染病的控制，主要还是采取在易发时节施行预防注射的措施，并没有更好的方法。”李玉尚说。
新中国成立后，霍乱对于中国公共卫生体系的压力已经降低，但鼠疫和血吸虫病等地方病仍存在威胁。
在李玉尚看来，这些疾病与自然环境和人类活动都有关系，所以非常难以根治。但他认为，建国后政府对它们的控制还是非常成功的。
不过，同为传染病的天花、鼠疫、霍乱、SARS，也因人们对传染病认识的逐渐改变而遭遇着不同的抵抗。
在细菌学出现之前，人们虽然会根据疾病最主要的特征为其命名，但一般来说，还是会把不同的传染病全丢到“瘟疫”的筐子之中。李玉尚向记者解释：“这是因为对民众而言，高传染性是它们的共同特征;人们不会意识到这是细菌或病毒的缘故，而是认为这是天灾或者瘟神作祟。”
不过，随着19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细菌学的建立，人们对传染病的认识不再同一而论。人们不会再愚蠢地打着宗教的幌子进行诸如沐浴更衣、大量燃放鞭炮等在内的“请神”活动，也不再单纯地在这些传染性疾病面前采取逃跑、弃感染者和死者于不顾、阻断交通等方式的隔离。
“现在，可能还会采取尽量减少外出等的隔离，但2003年SARS流行时，人们还是在努力找出病毒，尔后制造出特效药物。”李玉尚说。
谁都不是旁观者
虽然现代医学的进步使人们在与传染病的对峙中增添了几分获胜的几率。但随着现代交通工具的日益发达和快捷，诸如SARS等传染病的传播速度和范围也急剧扩大。
“这是一个全球化的传播模式，非传统时代的疫情传播所能比拟，是基于我们这个时代而言的。”李玉尚指出。
但讽刺的是，10年前这场SARS流行之初与1894年鼠疫大流行之际，很多民众的旁观者心态却是惊人的一致。
120年前，《申报》扮演着“遥远的旁观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