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师的太学生带头抗议，在众人面前发表宣言：“朝廷事事绍述熙丰，神宗生戊子年，而当年未闻禁畜猫也。”这段话翻译过来，是说宋徽宗事事以继承父皇宋神宗的志业相标榜，神宗皇帝生于戊子年，属鼠，但从未听说当年禁止民间养猫。当今天子，为什么不学习神宗的宽容大度?
坊间也议论纷纷。有人说，狗在五行中，自有其位置，守夜、打猎，或者被食用，都是狗的“本分”，“今以忌器谀言，使之贵重若此”，恐怕要带来说不尽的麻烦啊，“其忧有不可胜言者矣”。——我们现在未必赞同宋人的看法，但放在当时的历史情景中，宋人也有他们的道理，毕竟对于宋代的多数人来说，狗并不是宠物，还不是伴侣型动物。另一种动物，猫，在宋代倒是普遍被当成宠物饲养，所以我们极少听说宋人吃猫肉，猫肉成了饮食禁忌。
总之，由于禁止屠狗的禁令不得人心，所以实行不到几年，便不了了之。南宋未闻再有禁止屠狗之事。
虽然宋朝人反对立法禁食狗肉，不过在宋代的上流社会，并不流行食用狗肉——这一点跟先秦与两汉时期完全不同。在宋人笔下，汴京与临安的饮食店与肉铺子非常之繁多，但基本上卖的都是猪肉、羊肉，狗肉店不能说没有，却难得一见。有人统计过《东京梦华录》提到的所有肉类食品，发现羊肉的比例为36%，猪肉的比例是12%，鸡肉等禽类肉食为11%，鱼贝类为15%，完全没有出现狗肉。
许多宋朝士大夫甚至以食狗肉为耻。苏东坡是北宋出了名的美食家，他被贬谪黄州时，看到“黄州好猪肉，价贱如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便发明了红烧肉这道美食。但苏东坡尽管嗜肉，却不吃狗肉。
宋神宗熙宁年间，苏轼在徐州任太守，看到地方政府的公宴上常有狗肉这道菜，觉得不可理解，质问为什么要屠狗设宴。司法官员告诉他：法律并不禁止杀狗。苏轼又问道，公宴用狗肉，合乎礼制吗?司法官员说，合乎礼制。并引述《礼记乡饮酒》的一句话来说明：“烹狗于东方，乃不禁。”
苏轼反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