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者，慈禧对中国传统意识还是颇存敬畏之心的。中国是一个男权社会，尤其政治上绝对是男人的舞台。中国历代关于反对与防止女人干政的训令多多，慈禧知之甚详。从内心来讲她也认为这些训令是有道理的，是不能推翻的。其实早在她一千多年前的武则天在政治上做得比她更彻底，正式称帝，但在临终时，作出的最后诏令是“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这个有神论者，她怕到了阴间无法面见李唐王朝的列祖列宗，不敢以则天皇帝的身份“驾鹤西行”，临死重新披上皇后的外衣，留一座无字的碑文。慈禧太明白武则天的心思了，临死她也要在面见清朝列祖列宗时，有一个比较好的交代。所以严令后来的女性效仿她。
还有，慈禧晚年尤其是临终，对自己的一生肯定做了回顾，感觉有很多失误，作为女性执政有很多力不能及的地方。受女性自身性格的局限、视野的局限以及社会风俗的局限，无法做到像康熙、乾隆那样与大臣进行直接、自如的交流，可以对宫外的一切获取直接的印象，甚至亲披战袍出征，而慈禧连正式的上朝都不能进行，只能坐在帘子后面发表简单笼统的指令。她内心同样认为，女性是不适合执政的。她本人只是不得已才在政治上霸得一位，如果不争不霸只能死无葬身之地。所以她临终时否定了女性执政的合理性。
慈禧的临终遗言，在《清史稿·后妃传》中没有记载。最早披露此事并广泛传播的人，正是慈禧太后最后的情人伯克豪斯，他在慈禧太后去世2年后的1910年9月，出版了《慈禧外传》，将慈禧的最后遗言公之于世，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这真是最为奇特的历史一幕：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