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6月，张勋率领五千辫子兵在北京拥护溥仪复辟。虽然复辟闹剧很快消停了下去，但是小皇帝的教育问题却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李鸿章之子李经迈适时向小朝廷推荐苏格兰人庄士敦担任帝师，教授溥仪英语。溥仪对英语学习抱有极大的兴趣，第一年主要学习英文单词和一些浅显的口语对话，用的课本是《英文法程》；随后开始读《伊索寓言》、《金河王》、《爱丽丝漫游记》以及许多英文的短篇故事和西洋历史、地理；庄士敦还会把日常用语、童话、成语故事和很多儒家经典名言翻译成英文，融入到日常的教学中。溥仪的英语水平进步很快，最后能用英语翻译《四书五经》，庄士敦相当满意。幼年时的英文学习，给溥仪打下了良好的英文基础。1945年东京审判时，溥仪面对法官的英文质询，对答如流，不需要戴同声传译的耳机。
学校：中西并进“寄托”美国
康熙皇帝设立的四译馆和俄罗斯文馆最终成了“摆设”。到了晚清，在外交场合，清政府不得不雇佣外国人担任翻译。这些外国人往往是各国使节的翻译，也可能是在华的传教士，但有一点共性是，他们在谈判过程中总是使用各种伎俩为本国谋利益。迫于这种情况，清廷在奕等人的奏请下，率先在京沪穗三地设立了同文馆，致力于培养精通外语的高级人才。除此之外，各地的水师、船政、铁道等学堂也纷纷开展外语教学。
京师同文馆于1861年首先设立英文馆。在英语教学上，直接移植当时正在欧洲盛行的“语法翻译教学法”，即让学生通过大量的中英文互译练习来学习和掌握英语。低年级的学生往往“浅解辞句、练习句法、翻译条子”，到了高年级，课程则扩大为“翻译选编、翻译公文、练习译文”等内容。同时，学生还得不断地翻译西方书籍，成绩显著者可以得到不菲的奖励。
并入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后，这种英文学习的方法仍没有多大改观。茅盾先生曾回忆他在北京大学预科求学时的经历：“那时候学英语，不像现在从发音规则学起、循序渐进，我们认、读、写英文字像认、读、写汉文方块字一样，先生硬教，学生硬记，天天默写单词，天天背课文……”
不久后，北京大学的老冤家——清华学堂从游美肄业馆中脱胎了。作为培养赴美留学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