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陈德熟悉宫内外情形，准备很充分，但他跃出时慢了半拍，至嘉庆帝轿进了顺贞门才赶上来。但是，案件最后处理时，对是“起意惊驾”还是“蓄谋行刺”就不会区分得那么清楚了。在皇帝专制的封建时代，就是“惊驾”也是按“大逆”罪论死。陈德为了发泄民生痛苦的无奈，自己求死，连两个未成年的孩子陈禄儿、陈对儿也被绞死。民不聊生，嘉庆帝虽然为此自省失德，但封建社会此时腐败的政局以其个人意志又能转变多少呢?
至此，案情已经清楚了。但嘉庆帝不相信，遂于次日添派满汉大学士、六部尚书会审。为了对付陈德一人，嘉庆帝竟把整个官僚机器都启用了，这是过去对付任何一个犯人所没有过的，所有的刑具也都用上了，然而，陈德的个人口供没有任何的变化。嘉庆帝一看，不可能会有什么进展了，如果硬要说是有人策划指使，反而会自乱阵脚，造成内部混乱，遂传旨将陈德处以极刑。
至于陈德为何要“起意惊驾”，还是行刺皇帝，从会审结论及嘉庆帝的批复看，均已倾向于纯属个人所为。但后来有关“受人指使”之说持续不断。至于主谋者，一说是官员所为，一说是天理教早期策划的一次冒险行为。
陈案仅过一月，嘉庆帝便接到官员诚存的奏折称:“在陈家内拾有匿名揭帖一纸，内称兴德保父子曾与逆犯陈德有过来往勾结等情。”但嘉庆帝并不相信揭贴所控，怀疑兴德保父子会有“党逆”之事，而认为诬告陷害之风会“累及无辜”，“必欲将控告之人究出惩治”。令传讯兴德保父子时不以犯人对待，应详讯与兴德保素有仇怨之人。
至于说陈德的行刺系天理教所策划，则为后来野史记载，如《清代外史》之叙《顒琰之遇刺》。萧一山所撰《清代通史》采信此说。而关文发教授在《嘉庆帝》一书中认为“此说只不过是一种附会，实难置信”。他举出陈德在嘉庆八年是在北京，根本没有去过山东金乡崔世俊家。
林清是嘉庆十一年(1806)五月开始加入荣华会，崔世俊是在嘉庆九年(1804)加入离坎卦教的，嘉庆八年(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