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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人们已普遍觉悟,把朝政贪腐污浊的总根子指向外戚与宦官这样的“特殊阶层”。在推动社会觉醒上,清流名士的大声疾呼与殊死抗争起着积极的作用;而他们向外戚、宦官的斗争,就具有历史正能量的作用。

史称,顺帝“委纵宦官,有识危心”。皇帝有危机感,固然值得肯定,但放纵宦官来夺回外戚的权力,无异引虎驱狼,则是绝对昏招。汉安元年(142年),顺帝也认识到有必要在地方上惩治贪腐,整肃纲纪,便亲选八位“素有威名者”,分行天下。

八使犹如后世的钦差大臣,也仿佛现代的中央特派大员。这在当时绝对算得上大举措,史称“八使同时俱拜,天下号曰八俊”,朝野翘首引领,期望值相当高。

据《后汉书·顺帝纪》载:“遣侍中杜乔、光禄大夫周举、守光禄大夫郭遵、冯羡、栾巴、张纲、周栩、刘班等八人分行州郡,班宣风化,举实臧否。”

《后汉书》对他们承担的两大使命交代得比较原则,对照其他史书便相对清楚。所谓“班宣风化”,据司马彪《续汉书》,就是“其有清忠惠利,为百姓所安,宜表异者,皆以状上”,也即树立正面的榜样力量。而所谓“举实臧否”,据《资治通鉴》,就是“其贪污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驿马上之,墨绶以下便辄收举”,说得浅显点,出使者倘若查访到贪墨的官员,凡是州刺史与郡守级别的方面大吏,必须以驿马快递上报给朝廷惩处;至于县级官员,有权直接将他们就地法办。不言自明,“举实臧否”,即惩治贪腐的地方官,才是朝廷派遣大员出使的真实用意。这些使者都是“耆儒知名,多历显位”,官衔也都不小,光禄大夫是九卿之一光禄勋的副职,相当于当时的副部级待遇,由此足见汉顺帝的惩贪决心。

八使之中,要数张纲最年少官微,却颇有主见。此前,他得知顺帝虽有危机感,却引用宦官,便慨然长叹:“秽恶满朝,不能奋身出命,扫除国家之难,虽生,吾不愿也!”立即上书,规劝顺帝说,外戚集团与宦官集团都不能倚重,应“少留圣思,割损左右”。当然,顺帝还是拉这个特殊阶层打压另一特殊阶层,走他危险邪乎的权斗钢丝。

再说杜乔等七位使者相继离开京城洛阳,络绎赶赴指定州郡。惟独张纲卸下使者专车的轮子,埋在京城都亭之侧。有人询问其故,他愤然说道:“豺狼当路,安问狐狸!”在他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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