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前数年，日本军部即向中国派遣大批特务，组成庞大的间谍网，搜集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地理山川、风俗人情等各方面情报。其中有个叫神尾光臣的“中国通”，1882年，日本陆军部派他担任日本驻北京公使馆武官，不断通过贿赂清政府军机处官员获得机要情报。1894年，神尾光臣奉命驻天津，专门监视李鸿章的行动。他通过收买李鸿章身边的人，对李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如李鸿章调船运送士兵和饷银、派北洋舰队护航等，神尾光臣都一清二楚。
战争前夕，驻天津的日本领事每天“派奸细二三十，分赴各营各处侦探，并有改装剃发者”。一些要害部门如电报局、军械所，都混进了日本间谍，一些李鸿章的往来机密文电和密码都落入日本间谍之手——按此说法，电报密码的失密之责，当然要落在李鸿章及其身边人这里。
这种说法存在了很多年，直到甲午战争期间的首相伊藤博文和外相陆奥宗光生前所著回忆录出版，才有了细节更丰富、看起来也更接近真相的第二种说法。
说法二：语言、电报专家联手破译
据宗泽亚的《清日战争》一书引日方史料披露，伊藤博文死去30年后，其遗著《机密日清战争》悄然在内部印刷发行。其中讲了这样一件事：1886年8月，北洋舰队访问日本长崎，期间发生了一件清军水兵与当地警察冲突的恶性治安事件。事件中，一个名叫吴大五郎的人，偶然拾到了一本中国人的小字典，小字典内的汉文字纵横两侧，标注了0、1、2、3、4、5、6、7、8、9的小数字，电信专家立刻判定：这是清人电报用汉字译电本，从译电本中数字的组合规律，他们很快掌握了中方制造密码的方法。
1894年6月，中日两国关系日益恶化，准确掌握中方的外交政略和军事动态，成为日方亟欲解决的课题。6月22日，外相陆奥宗光设圈套，故意给清廷驻日公使汪凤藻递交了一份用汉语书写的政府文书(这件诱饵文即历史上著名的“第一次绝交书”)。次日，日方电信课就顺利截获了汪凤藻向总理衙门报告该文书的电报。从电信密码技术角度来说，破译一封内容完全知晓的电报，能为解开密码构成规律提供帮助，时任电信课长的佐藤爱麿凭以往的破译经验，结合早年掌握的清人制造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