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天京后，洪秀全偏处深宫，脱离群众，太平天国领袖们之间的关系日益疏远，原来“寝食必俱，情同骨肉”，变为“彼此睽隔，猜忌日生”。洪秀全不能正确处理这些矛盾，既理政无能，又驭众无方，只能采取滥封爵赏的办法，致使矛盾更加尖锐复杂。
中国从汉朝至明清，晋爵封王一直都是一项很严肃、很慎重的奖赏制度。可是到了洪秀全这里，王爵之多之滥之乱，简直匪夷所思。
到1864年6月天京陷落之前，太平天国“竟有二千七百多王”。当王爷们多得无法以字面区别时，洪秀全干脆来个数字编号，以示区分。故而出现了“368天安”，“1467天福”，“1469天豫”之类数字化的官爵，写下了中国几千年专制官制史上的奇观。
在一个依靠**驾驭天下人心的时代里，**太滥使人心风气和仕路秩序都因之大乱。如此滥封王位带来的恶果，不但使财政开支更加困难，而且让这些草头大王拥兵自重，成为当地一霸，修王府、选美人、办仪仗，出门前呼后拥，招摇过市，老百姓纷纷都避不及。正如民谣所唱：“王爷遍地走，小民泪直流。”
蒋廷黻给洪秀全作了这样的总结：“他的运动无疑起自民间，连他的宗教也是迎合民众心理的。但是他的人格及才能上的缺点很多而且很大。倘若他成了功，他也不能为我民族造幸福。总而言之，太平天国的失败，证明我国旧式的民间运动是不能救国救民族的。”
反观西乡隆盛则是个理想主义者。他的立场始终站在下级武士一边，他代表的正是标准的武士道精神映照下的理想人格。下级武士是维新的主力，但后来被剥夺了特权，他不能接受这一点，于是起兵维护他的武士兄弟们的利益，与之交战的都是他的旧日同僚。他和参加维新的其他志士不同，对高官厚禄毫无兴趣，但可以为支持他的人舍命而不计后果。在流放岛看到流放的罪人和岛民没粮吃，西乡隆盛毫不吝惜地将发给自己的大米让给他们吃，结果自己断顿。西乡隆盛回到鹿儿岛，将自己的俸禄用于抚恤武士家属，创办“私学校”，以“尊王悯民”为校训，传授经史。最后起兵造反时，他本想息事宁人，但又不忍给义愤填膺的学生们泼冷水，才孤注一掷走上了武力反政府的道路。
西乡的号召力自然可以想见，被围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