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出使沙俄之前，李鸿章又请来翻译，想故伎重演。怎奈俄汉发音差异巨大，李鸿章怎么也记不住。最后，索性在随身携带的扇子上，用汉语记录了俄语发音：“请坐——杀鸡切细”(Садитесь)，“谢谢——四包锡箔”(Спасибо)，“再见——大四位达理也”(Досвидания)等等。
虽说方法不考究，但沟通效果却不差。二战后的雅尔塔会议上，丘吉尔也用现学的俄语向斯大林打招呼，结果斯大林听了之后毫无反应，倒是苏方的翻译打破僵局，询问丘吉尔：“首相阁下，您说的英语，怎么我一句也听不懂呢?”
曾国藩次子曾纪泽将这种用汉语注音的学习法发扬至极。《翁文恭公日记》记载：“诣总理衙门，群公皆集。未初，各国来拜年。余避西席，遥望中席，约有廿余人，曾侯与作夷语，啁啾不已。”毕竟不是正规的教育，虽然此时的曾纪泽可以“啁啾不已”，但是真正的美国人说他的英语确实“流利但不合文法”。
商人：英汉夹杂，“洋泾浜”语
如今，当中国人还在地球的一端摇头晃脑背诵着“Howdoyoudo”时，地球的另一端，美国人早已用“Longtimenosee”相互寒暄。昔日的古典雅言正在逐渐淡出美国人的口语，Chinglish竟成了一时风尚。其实，这种“画虎不成反类犬”的英语，最早可以上溯到中国商人的口齿间。
自《五口通商章程》签订后，中国东部沿海及长江沿线各港口陆续开放。一时间，外商云集，仅上海一地，刚开埠一个月，就有11家洋行，1847年增至39家，1854年激增至120多家。贸易量不断攀升，各地商贩趋之若鹜。
由于精通商贸英语的外事人才紧缺，也为了能顺利跻身上流社会，商人们不得不硬着头皮自学起英语。在与外商交谈时，连蒙带猜、中英夹杂，再融入些上海口音，就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混合语。因为当时上海的商业机构多聚集在英法租借的界河洋泾浜两岸，于是人们把这种“四不像”语言称为“洋泾浜英语”。
商人们说的洋泾浜英语中有着深刻的汉语烙印，姚公鹤先生就曾说过：“洋泾浜话者，用英文之音，而以中国文法出之也。”
“洋泾浜”英语把rice(大米)说成lice，把fish(鱼)说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