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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英帝国特使马戛尔尼伯爵曾奉命觐见乾隆皇帝,请求互通商贸,却吃了闭门羹,无奈悻悻而返。走时,马戛尔尼抛出狠话:“中国至少在过去150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最终它将重新堕落到野蛮和贫困的状态”。失望与讽刺之情溢于言表。

果不其然,半个世纪后,鸦片战争爆发,英国人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英吉利的商品、货物和资本像潮水一样涌入中国。随之而来的,当然还有英语。作为社会精英的政商人士不得不开始想方设法地学英语,以便与世界沟通。

皇族:九五之尊,“压力山大”

清廷的自大与保守,让世人诟病不已。但在大清国二百多年的基业中,有2.5位皇帝曾大胆地张开双臂拥抱欧罗巴文化。第一个是一手缔造“康乾盛世”的康熙皇帝,另一个是在积贫积弱的国运中试图通过“戊戌变法”来扭转时局的光绪皇帝,剩下的半个皇帝就是“亡国之君”宣统了。

康熙在与俄国进行《尼布楚条约》的谈判中,逐渐意识到精通俄语与拉丁语人才的重要性。回京后,他于1708年设立“内阁俄罗斯文馆”,让八旗子弟“专习俄罗斯文字,以备翻译”。到雍正年间,又从四译馆中分出“西洋馆”,“招满洲青年专修拉丁文”,以《华夷译语·拉氐诺话》作为教材。《华夷译语》本是洪武年间官方编纂的一部蒙汉对译辞书,后来逐步扩充收录语种,成为中国近代早期外文译汉文的官方辞书。可笑的是,《华夷译语》沿袭了历史上汉译佛经的体例——外文词条都是以汉文注音,如“Don‘tansweratrandom”(别乱说)注音为“洞脱,唵五史为,阿脱,而蓝道姆”,其教学效果可想而知了。

两个世纪后,康熙的八世孙光绪皇帝就聪明多了。极具维新思想的光绪学习英语热情很高,每日清晨四点就开始上课,在阅读和写作方面都表现出相当的悟性,但口语却糟糕至极。他计划用英语做新年献词,并致函各国公使。无奈,公使们不给面子,纷纷婉言谢绝。虽然不得已身为“傀儡”,但他以九五之尊带头学习“呕哑嘲哳难为听”的“蛮语”,还是提高了英语在宫中的地位,紫禁城内很快掀起了学英语的时尚。

1917年6月,张勋率五千辫子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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